为什么擅长自然建造，采用夯土墙等生态建材的王澍，是我国第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实际上，说王澍因创新采用生态夯土材料而最终获奖，并非夸大其词。获奖7年之后，美誉又一次降临。2019年3月30日，王澍及夫人共同荣获美国Tau Sigma Delta建筑与综合艺术荣誉学会2019年度金质奖章，他在获奖辞中再一次重申：“我的设计概念来源于材料本身，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建筑意向。” 显然，当建筑不再为设计而设计，脱离了表面的形式和空洞的华丽后，从建材特别是生态建材出发，很容易回到原初，令大众“找到很多曾经的记忆”，继而不断走向美学的爆发。在致辞中，王澍将职业生涯前20年的作品，归为早期，尤其提到2000年在西湖边开展夯土墙与回收旧瓦的建造实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回归夯土墙的接地气设计，重新寻找切入民族建筑的入口，事实证明确属智者；以符合国情的方式采用夯土诸种材料，运用到建筑设计中，既然是正确道路，总有一天会从广大民众中引燃熊熊大火。“接地气”，是“符合国情”的另一种表述。王澍如此说，也这般做。在他的建筑课堂上，生态夯土理念贯穿始终，兼顾教学与实践，作为其一大特色的材料手工建造课，学生们须用夯土等基本材料进行设计和构造训练。 对于人均资源和收入较低的我国，奉行“只有适合才是最好”“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策略，节约资源，回收循环再利用，采用生态可持续建材，例如夯土墙等等，无疑会是最好的选择。难怪贝聿铭回顾过去，对四十年前设计的香山饭店心存赧愧，固因选址浪费成千上百古树名木，难道不是强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和理念，推进着不合时宜的建造。以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财力大兴土木，在今天看来颇显奢侈，其时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不得而知。

因此，王澍独辟蹊径以夯土墙等生态材料设计建筑的道路，对于具有十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如果不是因建筑设计从未成为大众事业，很难得到广泛普及和来自基层的自觉，则简直相当于袁隆平在水稻事业上对整个民族做出的贡献。但建筑有时显得曲高和寡，不同于家常便饭，也不同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以至难以深入街头巷尾，家喻户晓。 这就造成王澍在国内民间的知名度远没圈内和国外大，与夯土墙一众生态建材在民间的影响力如出一辙。但这些并不妨碍一个基本事实：在建筑美学觉醒和大师辈出的年代，在不断突破高度奠定深度的时代，夯土从内涵到表皮肌理均熠熠生辉，其得以存在的诗学充满情感表达，更富历史性、哲理度，从而在过去、现在及未来，对建筑的文化承载、历史记忆的挖掘与表现上，夯土材料都一直变得更沉着、更富理性与实效，也更敢于担当，更能够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