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及历史记载，我国夯土墙技术源头可追溯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成熟于3500年前的商代。西方欧美发达地区缺乏对此的相关发掘，也没有更多文字记载，因此关于他们的夯土建筑工艺起源与成熟，除了大约2000年前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流传的37卷《自然史》中，提到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夯土瞭望塔出现在2200年前之外，未有更多研究对此进行推断。 排除发达国家，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古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作为现存最早的土坯墙遗址，它的建造时间超过8000年。而6000年前，在俄罗斯和亚述地区，已经出现夯土墙建筑。此后，西方有不少关于夯土墙建筑的记载，介绍相关建造技术。可见国外夯土发展与我国类似，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渊源。

溯流而下，关于西方夯土墙建筑的发展，比较明确的记载出现在19世纪后期，法国建筑师Cointeraux以推广生土为己任，发明制造土坯砖的机械，设计建造了许多生土建筑，还创办乡土建筑学校，出版专业书籍，为健康、生态、经济的生土建筑鼓与呼，积极影响着欧洲大陆、澳洲与美国的现代夯土技术发展。 正是基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夯土墙建筑的理性研究、分析和实践应用，逐渐建立起纯生土和改良性生土的夯土技术体系。进入20世纪，当经济、能源危机四伏，西方主要国家能够通过业已建立的夯土传统和现代体系，进行更为根本的系统革新，从而确立起坚实的现代夯土墙工艺基础。这使他们在夯土材料的科学研究与改良方面获得了先发优势，能够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性成果。

西方快速结合众多夯土墙个体研究，升华到一般和普遍性的理论层面，实现了传统夯土材料力学性能的根本改变，率先研发出适宜于大多数壤土并具有推广价值的夯土材料优化理论和应用技术。后来在城市和乡村，崛起无数夯土工程项目，就像油田里林立的采油井，通过实践检验技术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应用实践，推动着夯土事业从技术成熟走向全面成功。 现代夯土墙建筑技术在西方的大面积开花结果，证实其具有优良的生态可持续价值、广泛的地域适应性，以及丰富的建筑艺术美。显然，通过现代夯土材料及工艺技术打造现代建筑，是实现绿色生态建筑，彰显多元化建筑美学的必要途径，而且效果惊人。被西方主流国家认可并大力支持后，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意组建“生土建筑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机构，以国际生土建筑研究和应用中心为总部，联合世界各地的专业机构，倾注全力向21世纪的夯土建筑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向生态夯土艺术大众化传播与普及，发起冲刺。